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金玉器物无一不在述说着此番“金玉良缘”。
它们一个光芒外露，一个光华内蕴，一个奢华，一个低调，一个绚烂至极，一个又归于平淡。或许是人的天性中就有好上加好、精益求精的愿望，梦想在两种名贵之物的叠加中达到奢华的顶峰;或许是出于对残损的玉石的怜惜，让流动多变的黄金来弥补玉的缺憾。
在中国人眼中，金玉器物代表了吉祥的寓意和美好的祝愿，它不仅吸收了玉文化中的“德”，而且其绚丽多彩的外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更是蕴含了远远超出感官美学的深远意义。
有眼不识金镶玉
关于金镶玉的出现，有这么一个传说。
相传春秋时楚国的和氏璧几经流转，到了秦始皇手中。秦始皇命人将其制成玉玺，镌李斯所书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字，刻五龙图案，视若珍宝。秦灭汉兴，刘邦将其作为传国玉玺，传至西汉末年，两岁的孺子婴即位，藏玉玺于长乐宫。时逢王莽篡位，王莽胁迫孝元皇太后交出玉玺。太后不从，一怒之下掷玉玺于地，摔掉一角。王莽命巧匠以黄金修补，修补后，玉玺更加光彩夺目，被命名为“金镶玉玺”。传说这便是“金镶玉”的由来。
金玉因为稀有，向来是权贵之物。是财富也是权力的象征。金镶玉玺自然是天子之物，金鞘玉剑亦并非战场杀敌的兵刃，而是贵重的礼器，而金嵌玉银带钩的龙纹，也隐含着权力的威仪。
古人有谚云：“有眼不识荆山玉。”和氏璧产自荆山，此谚是说美玉藏于石中，并非人人得以辨识，含有眼不识泰山之意。或许是因为嫌“荆山玉”不够通俗，民间又改之为“有眼不识金镶玉”。如此一改，倒也说得通，金玉器物，原本就不是寻常人家所有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它为统治阶级所垄断，是阶级地位的象征。
古人以金玉为灵物，认为它们能够通神，甚至能延续生命。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个承盘高足杯证明了这一点，它由一个青玉杯、一个托架和一个承盘三部分组成，造型呈三龙拱杯之势，由金、银、玉、铜、木五种材料作成。
汉代“视死如生”，在厚葬制度下，更诞生了“金缕玉衣”这种豪奢至极点的金玉器物。玉片成衣后排列整齐，对缝严密，表面平整，颜色协调，着实令人惊叹，反映出玉师杰出的技艺和达官奢侈的生活。
“有眼不识金镶玉”，其实怪的不应该是人们视野的狭小，只要看看帝王贵胄们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死用度，无论是用来承聚甘露的高足杯，还是巧夺天工的金缕玉衣，又有哪一件是寻常百姓可以梦见的?
繁开玉叶茂金枝
唐代是金银器的黄金时代，唐代又是一个开放的时代，彼时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畅通，国外的工艺与器物给了中国的工匠以全新的灵感，金镶玉纷繁多姿，玉石不仅包容了黄金的光芒，也包容进异域的工艺风格。比如长安县南里王村窦皦墓中出土的唐代金框宝钿玉带，玉质莹润剔透，精美的掐丝为框，其间镶嵌各色宝石，金玉珠宝相映生辉，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。
入宋以后，这种金光外露的风格不符合宋代清新自然、恬静含蓄的主流审美，彼时的皇室与文人士大夫正着迷于不事雕琢的瓷器，金玉器物也就难以大放异彩。直到明代，郑和七下西洋之后，海外交流与贸易再度刺激着金与玉的彼此碰撞。在隐隐约约的资本主义萌芽驱动下，金镶玉愈发商品化与装饰化，赏玩性十足，工艺也登峰造极。
比如一件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，金蝉栩栩如生，可以看到嘴巴微张，前足翘起，后足微抬，蝉翼纹理纤毫毕现。玉叶系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，叶脉凹凸，惟妙惟肖。
清代虽然“闭关锁国”，但中外交流与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，西方的文化艺术作品作为有效的传教工具。这一切让西方的镶嵌工艺、金属珠粒工艺也为中国的工匠所吸收，让清代的金镶玉器物呈现出一派纤细、繁缛、矫揉造作的艺术风格。
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乾隆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痕都斯坦玉器，玉石本身的滑润细腻，搭配上繁复层层叠叠的金丝及各色宝石，出落得灿烂华丽，绚丽多姿。
金玉器物每一次走向繁缛之风，几乎都受到了异域风格的影响，也无一不带有华丽的气息，这些都丰富着中国的金玉文化，同时也拓展了我们对于玉的理解：玉不但有宝光内敛的一面，当它与黄金结合，也能流光溢彩，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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