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你拿到一款所谓从欧洲代购回来的奢侈品包包时，可能从商品、包装、票据到物流单等都是假的。这些看似同样的款式和材质、堪比正品做工的高仿品，实际价格或许只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。
另一方面，相关处罚量刑比率低下等因素，导致假冒奢侈品“斩草难除根、春风吹又生”，造假售假与查假打假在长期交锋。
从义乌到广州
目光转向千里之外，广州市城北的三元里，这里是广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要道之一，汇聚着近30家大型皮具专业市场。大量的皮具从这里出发，发往全国，乃至全世界各个角落。一年的皮具贸易交易额达400亿元。车水马龙之中，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高仿奢侈品交易市场。
几年前，电影《碟中谍》的上映，带火了PRADA“杀手包”。因抢购不到该款包，冰琪决定转战高仿奢侈品市场。于是，她托广州的朋友帮她在三元里入手这款高仿皮包。最后以不到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一只高仿包，与正品并无明显差异。
“这是我们布下的‘眼线’，最近查得太严了。如果对方来者不善，我们一眼可以识出。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这些人会马上知会后方工作人员。除非有我们的人陪同，不然这里不会有人给你开门。就算是熟客，自己单独前来，也不会有人给你开门。”小马坦承。
“现在的客人太挑了，都想买好的，所以太低级的高仿我们不做了。”销售人员介绍道。
除皮具之外，这座居民大楼里还同时销售高仿的饰品、香水、衣服等，这些产品分布在不同房间或不同楼层。每到一处，里里外外的门口，都有人把守着。相比“简单粗暴”的义乌，这里的商品可谓是仿品中的“战斗机”。
制假、销假利益链
长年累月下，小马手里累积了大批客户的名单。这些客户里，有代购、实体店主等，来自世界各地。“有些代购，他们确实是有到境外采购奢侈品，但寄给客户的不一定都是正品，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代购。”小马介绍道。
“我们这里有客人拿货回去，当正品去卖，没人能辨得出来。我们这些产品，都是老板去境外买的正品，回来拆解后，按1：1比例仿制出来的。”三元里一名生意人介绍称，“一旦正品有新款出来，这里几天内就可以仿制出来，在这里购买的产品，如果发生质量问题都能过来维修，我们有提供售后服务。”
这一点在李莉这里也得到印证，其最热销的是几个经典款LV包，高仿品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。比如一款1.4万元的LV包，高仿品价格是1500元。而李莉向工厂的拿货价不到1000元，因此作为销售者，其利润率近100%。
于齐透露，高仿包里仿得最多的三个品牌就是香奈儿、GUCCI和LV，这三个是老牌奢侈品的代表，经典款一直卖得很好，做经典款高仿就能有丰厚的利润，一些相对小众的奢侈品牌就做得比较少，而爱马仕是大牌奢侈包中高仿最少的。“因为正品爱马仕包单价太高，最便宜的也要好几万，采购正品回来开模的成本较高，且爱马仕高仿包拿货价最便宜一个也要好几千，买的人少。”于齐说道。
代购和物流的套路
当然，高仿品代购也是一门技术活儿，除了产品要高度逼真之外，相关的票据、物流和后续处理都必须非常到位。
小马引荐的工作人员称，买下产品后，需要相关的发票证明，可以到楼下指定地方去购买，有全套的发票、POS机单、物流单据等。
“没有人会拿这个票据验证的，一来专柜的人不会给你验，二来这个验证的成本太高了。如果万一发生退货，那就退款好了，不要引发纠纷，毕竟退货率很低。”销售票据的老板说道。
整个环节中，物流必不可少。代购者将货品在线销售后，再到“代收点”充当中介揽收发运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。这里所说的“代收点”，主要负责把假货汇总后运输出去，且制造虚假路由信息。很多“代收点”本身也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生意的公司，所以其手中既有真货，也有假货，物流单号和物流路径在真假货之间的转换也由其掌控。当然，“代收点”中也包括有些做了快递公司在当地的“加盟代理”。
为让消费者更加信以为真，部分“代收点”甚至还会伪造国外快递查询网站，输入所谓的快递单号就能显示物流路径信息，即快递可以“看起来”是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欧洲等任何地区发出的。有更胆大的“代收点”，冒充快递网点参与造假，通过购买国外的“快递单号”提供 “异地上线”服务，伪造快递查询网站，然后国内物流部分交由真正的快递公司递送。
这样的发展模式，也导致一些加盟商甚至旗下的承包商，为获更多利益，与造假商家联手，帮助其提供虚假快递路由信息，获取利润的分成，毕竟现在国内快递业还处于价格战阶段，很多加盟网点单靠收送快递根本不赚钱。
查处实刑率低，打而不绝
对制作高仿奢侈品的厂家来说，最核心的机密莫过于工厂地址，大多数制假厂家被查处，都是因为不慎泄露了工厂地址。一旦被查到，最大的损失就是制作机器和罚款。
“制作高仿包特别是顶级高仿的机器，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，一台就要1000多万元，一旦被抓到损失巨大。”一家销售外贸箱包的店主于齐表示，罚款也不是按照高仿产品的售价来罚，而是按正品的售价来处罚，“舅舅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行的，去年被查到了，仓库里面还有一批没出货的LV包，光是高仿包的罚款就罚了2亿。”
对奢侈品制假售假日益严厉的查处，导致高仿行业风声日紧，现在不管下多大单子的客户，于齐的舅舅再也不会将人领到工厂去看货了，甚至连白云皮具城的展示店不是熟客也绝不带进去，宁可每次给客人发产品图片，确定购买意向并付款后，随机选择一个地方交货或直接快递发货。
奢侈品制假售假者的谨慎背后，是行业查假打假技术、行动和力度的不断升级。
有20余年打假经验的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玄慈，就常年奔走在查假打假的路上。1999年，玄慈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涉及造假的刑事案件，该案件涉及13个制假窝点。
多年来，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，到现在多方合作、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，也见证了制假售假者的形式多变、花样百出。不少高仿品生产厂家只是在网上接订单后直接邮寄，根本没有存货。现场查不到足够立案的存货，对传统线下打假是巨大的挑战。如何确认电子证据，进行电子取证并认定涉事者犯罪，一度成为奢侈品品牌方和警方的新课题。
最近几年，警方、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，破获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，玄慈也越发觉得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的事了。打假不能只删除售假链接，还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链条，端掉制假窝点，斩草除根。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，非常难。
2015年底，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。2017年，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“升级”，阿里巴巴打假联盟（AACA）成立。
尽管如此，依然不断有造假者换个地方重操旧业。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造假重灾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，一些造假者选择了回乡“创业”。2017年年初，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，玄慈随即联合警方及阿里打假特战队展开了行动。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，查获350多卷LV、GUCCI皮料，11只LV印花滚筒，涉案金额高达2.16亿元。
“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能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。”玄慈表示，每码皮料可生产3个手提包或10多个钱包，换算下来，这次被查获的皮革可生产数万个LV假包。
多年的打假经历让玄慈意识到，巨额罚款和实刑的意义更大，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实刑率不高现象，对制假售假者的震慑实在有限。
阿里巴巴2017年的打假数据显示：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（5万元）的疑似制售假线索，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，已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条。
截至目前，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相关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，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，共判决129人，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，实刑率仅19%。被查处后重操旧业的，往往也是这些被判缓刑的人。
“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，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，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，并引入惩罚性赔偿，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，才能彻底遏制假货问题。”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如是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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